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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电话，余副院长说：“冠院长，我们院里来了一位医学硕士生，会作对联，写一手好毛笔字。春节马上到了，他在会议室写春联，你也是文人，走，我们去看看。”
“好哇。”
来到了医院会议室。
冠兰念道：“喉头有痰，干鸣湿鸣齐奏。肺上有痰，脓痰血痰皆咯。横批：呼吸困难。——这是呼吸科。对吧？”
新来的医学硕士生点点头。
“双眼如炬，善观生老病死。两耳顺风，常闻是非恩怨。横批：都要清楚。——这是五官科。”
“非木匠，非石匠，也曾挥锯弄锤。是医生，是强盗，经常绑手缚足。横批：刀斧情深。——这是骨科。”
“十月怀一朝产，都盼母子平安。一人进两人出，且看巾帼手段。横批：大小平安。——不用说这是妇产科”
……
冠兰说：“写得好，好有文采，字也写的漂亮。”新来的医学硕士生听了，沾沾自喜，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可余副院长的脸却变色了。
冠兰又说：“不过过年的对联还是……。”
“还是以国泰民安，大吉大利，财源广进，五福齐全，健康是福的为好是不是？”余副院长接下冠兰的话说。
冠兰考虑到新来的医学硕士生的面子，不好意思明的表白：“嘿嘿，是这样……”
“听到没有？病人与常人是一样的心态，过年都祈求一年平安健康发财，重新写过吧。另外院大门口写一副有关仁心仁术医德医风的春联。”
余副院长说完头也不回的带着冠兰走出了会议室。
快过年了，医院车多人也多，络绎不绝。大多数是办出院手续的，忌讳过年呆在医院这是中国人的特性。
两人边走边谈，谈笑风生。
新医院确实悦目，尤其是近三十层的住院部大楼，巍峨挺拔，不仅在院区显得壮观，甚至在整县城也熠熠生辉。
余副院长说：“不错吧，县一级的医院，我们水清医院不仅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数一流的，高端的医疗仪器也基本齐全，就是医疗技术差点，不然评三甲没问题。”
“唔，这大楼气派，现在还欠多少债？”
“还欠几百万，此前卫计委省市县财政都拨了款，填补了不小窟窿，可县里还要我们再到新区建一所医院，我们压力好大，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愁煞了头，好在上面来文件了，坚决刹住尤其刹住权力部门举债兴建楼堂馆所之风，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医院也是权力部门，因我们享有人的生命健康权，叫停是必然的。”
冠兰在想，一个靠财政吃饭的县，仅靠县里的财力，断然建不成这么豪华的医院，尽管上面财政有拨款，那也是有限的。解决财源问题正如余副院自己所说的只有采用靠医吃医的妙招，而这种妙招演绎出来的后果将是什么？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里面的玄机，可想上峰决策叫停举债兴建楼堂馆所之风的政策是多么的英明多么的及时啊！
冠兰说：“关于医疗体系的改革我也在思考，但不成熟，仅是轻虑浅谋。”
“冠兰院长别那么谦虚，你是从政的加上又是法院一院之长，考虑的问题肯定有一定深度，再说你从患者的角度看问题，肯定也有一定的独特见解。说来听听。”
冠兰说：“我问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说，医药器材的价格，在市场上能不能主导定位？”
“从宏观上说，目前还不行，因为法制不健全，加上病人是特殊消费群体，病人要治病，药价不管多高都得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医院医生在左右医药耗材器材的价格，医生开的处方，病人不吃也得吃，不用也得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所以对医药器材的价格就必须干预。”
“问题是现在这方面放开呀，你说怎么办？”
“我问你，现在每个省建几个医药医疗器械厂，难不？”
“啊，建厂？现在企业改制，国有的都变民有，怎么还回头路，这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这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余副院长不明。
冠兰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再次问她：“难不？”
“不难，中国的GDP现在已经世界数一数二了，不要说每个省建几个药厂和医疗器械厂，就是买下几个这样的厂也不过小菜一碟。”
“现在每个省建几个医药医疗器材厂，与原来的国企有着不同区别，企业全员实行招聘制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管理不存在难度。盈利也不存在问题，因为文件规定全省的医院必须购买本省产的这些药，类似烟草专买，这种企业汗涝保收，皇帝女儿不愁嫁。那么，建这些厂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最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保障了患者基本用药；二是减少了药品器材流通领域的加价，把利直接让给了患者；三是患者买得起用得上该用的平价药品和医疗器材；四是对平抑药价起到带头的作用，防止了药企‘抱团’垄断协议任性涨价；五是减少了制造假冒伪劣药品器材的空间；六是为国家创收了利税同时也扩大了就业面。”
“还有，有利于研发提高医药品质量，因为国有药企，可以提出研发的刚性要求，而私企药业一般以逐利为主，舍不得投入研发。现在，连感冒药创可贴这类的药国人都到外国疯抢，让共和国的脊梁都感到汗颜啊！”
“我在想如果每个省都建几个药品器材厂，品种不一，会有形的组成一个链条，可以在药品器材资源上失遗补缺，相互调剂。网上公开品种公开药价。”
“这样可以防止以药品审批为名，换个马甲搞所谓的新药来涨价。这里我有个问题，问你，由于每个省的劳动用工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生产出来的同一医疗药品器材其价格也不尽相同，是进最低价的还是规定必须进本省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由各省市自己决定，因为影响药品的价格有多种因素，当然由本省市自己作主。”
“我是个医生，尽管每个省都建药品器材厂，国家形成了一个药品生产系统，能保证常病用药包括一些癌症用药，但病是多种多样的，国有药企生产不可能满足得了每一种病所需的药，再说国有药企也要讲利润，不可能专门为一个小病种而投巨资，包括一些高精尖的药品器材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甚至短缺。从满足患者所需，怎么办？”
冠兰成了答记者问，好在她这段时间经常上网读这方面的文章并思考。她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每个省成立医药器材进出口公司。主要是经营进口那些救命药，保命药，稀少病种的药，进口那些我们国内还不能生产的疗效好的高精尖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进口时实行零关税，所进的医药器材在此基础略有盈利，并上网公开挂牌直接销售给所需要的医院和患者。”
余副医长听了跳起来扬着手叫道：“好啊，好啊！你这种思路，从上游或者说从主体上遏制了药价和医疗器材的虚高。如此一来，病人直接得到实惠。在医院本来一二十元一盒的药病人就不要花上一百多元一盒了，装一个国产心脏支架连成本带利润不超过千元，就用不着花一两万元了；就是吃进口的救命好药，用进口好的医疗器材也不会被高得离奇的价格吓死人。”
“是啊，提出医药分离，这步棋也就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严格意义上的医药分离怎么可能呢？住院的病人手术的病人还得用药品和器材的，难道让病人自己去购买？提出医药分离，提出门诊不再拿药卖药，其实还是想跟某个外国学。外国不同，他们药房的药剂师是训练有素的，还负责问病审核药单，而我们街上药铺买药的人员有几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剂师，你递上处方，不推荐最贵的药才怪呢？有的甚至还推销保健品，更有甚者偷偷的推销家庭日常用品。”